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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讲我们进入始皇帝二十一年（前226年），距离统一六国，建立秦朝，只剩下短短5年时间了。从《资治通鉴》这种编年体史书来看这段历史，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，那就是在嬴政亲政之后，仿佛按下了快进键，秦国扫荡天下如同摧枯拉朽，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把山东列强接二连三地吞食殆尽，快得简直不可思议。

这种现象，大到大国博弈，小到个人事业，经常可以见到。朱熹有一首很出名的绝句：

“昨夜江边春水生，蒙冲巨舰一毛轻。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

说的是江水突然暴涨，原本费尽多少人力都无法移动的大船忽然就可以自由航行了，简直比一根羽毛还要轻巧。这首诗的题目叫“观书有感”，拿行船打比方，形容读书在日积月累之后忽然进入新境界，原先种种殚精竭虑却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，一时间豁然开朗。

秦国的扩张也是这样，从秦孝公任用商鞅，大搞变法以来，一代代的领导班子都在沿着既定路线负重前行，很像是以接力赛的形式把一块巨石一步步推向山顶，不但每一步都很费力、迟缓，甚至有时候还会一脚踏空，倒退几步，而当这块巨石终于被推上了山顶之后，再往前推，只需要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巨石就会挟着澎湃的势能，一路狂奔，轻松碾压一切阻碍。当嬴政亲政之后，秦国刚好把巨石推到山顶，这正是贾谊《过秦论》所谓“奋六世之余烈”。

早在嬴政之前，秦国如果想要发动一场对燕作战，就算能打嬴、但战争成本太高，风险太大，远征军时刻都要担心被三晋包抄，断了后路，但现在不一样了，荆轲行刺未遂之后，嬴政被彻底激怒，悍然发动了伐燕之战。赵国和韩国的阻力已经不存在了，大将王翦的驻军本来就已经逼近了易水，距离燕国国都蓟城几乎只差一场冲锋。

于是，王翦先是得到了后方增兵，随即在易水之西大破燕代联军，然后在始皇帝二十一年（前226年）的冬天，攻克了燕都蓟城。燕王喜和太子丹率领燕国的精锐部队向东撤退，退保辽东，秦国年轻将领李信在他们身后穷追不舍。

辽东，顾名思义，位于辽水以东，今天的辽宁大凌河东岸。当初秦舞阳的先辈秦开大破东胡，使东胡后撤了1000多里，燕国顺势开疆拓土，在这一片广袤的新占领区设置郡县，这才有了上谷郡、渔阳郡、右北平郡、辽西郡和辽东郡，燕国全部的5个大郡全是这么来的。地盘虽然看上去很大，但既然都是东胡故地，那么可想而知的是，当东胡一撤，这里除了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之外，就不剩什么了。

燕国设置5郡之后，在当地虽然又是修长城，又是驻军防范游牧民族的侵扰，但毕竟底子太薄，面对从西南方向杀过来的秦国大军，很难说能在多大程度上仰仗这点所谓的战略纵深。

这就意味着，当燕王喜和太子丹退守辽东之后，死守未必能守多久，那么除了投降之外，就只剩下两条路可选：要么向北，越过长城，深入草原，投奔匈奴；要么向东跨过浿（pèi）水，进入朝鲜半岛。但问题是，燕王喜和太子丹就算真的甘心北投匈奴或者东遁朝鲜半岛，将士们未必还愿意追随他们，这就很棘手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代王赵嘉派人送来了一封信，给燕王喜出主意，建议杀了太子丹，向秦国求和。

我们很难判定赵嘉的真实想法。如果站在抗秦的角度看问题，那么天下间谁都可以投降，可以逃避，唯独太子丹不可以。嬴政是怎么亲临邯郸处决仇家的，这只是不久前的新闻。赵嘉只要还有抗秦之心，那么太子丹明明就是最可靠的盟友，为什么要把盟友往火坑里推呢？从《史记》的记载来看，赵嘉似乎相信秦军之所以穷追不舍，就是为了抓到太子丹，给嬴政出一口恶气。而相应的是，只要牺牲太子丹，嬴政消了气，燕国的祭祀至少还能够得到保全。

这样看来，赵嘉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，更没有预料到当嬴政一统天下之后，将会彻底废除封建制度，以全盘的郡县制取而代之。大概也难怪赵嘉会有这样的错觉，因为在秦国先前的灭国之战里，吕不韦正是延续传统，灭国但不绝祀的。再看新近成为亡国之君的韩王安和赵王迁，只要老实本分不生事，貌似也能好好活下去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让韩国和赵国的宗庙祭祀延续不断。那么赵嘉渴望得到的，应该只是取代赵王迁的位置，在秦国的淫威之下混口饭吃而已，并不真的打算光复赵国，而他对燕国时局的理解，应该也没跳出这个思路。

燕王喜收到赵嘉的信，首先感受到的应该就是赵嘉那种一点都不强烈的抗秦意志，这真是很能让人泄气的啊。事已至此，燕王喜即便知道“虎毒不食子”这句民谚，也只好对自己的亲生骨肉痛下杀手了。

这倒不能全怪燕王喜无情，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里，祭祀高于一切，香火必须绵绵不绝，为此任何个体都是可以牺牲的。所以赵嘉的信特别能够击中要害，要燕王喜认真考虑香火问题，于是在“香火”这面无可争议的道德大旗之下，太子丹必须死。

太子丹并没有坐以待毙，而是仓皇出逃，藏到了衍水一带，但没能藏匿多久，就被燕王喜派遣的特使赶来杀掉了。传说后人因为这段历史，把衍水改称太子河。但这个说法相当可疑，因为太子河的名称是辽代才出现的。

梁志龙先生做过考证，认为衍水和太子河毫无关系，而是今天的浑江，源出吉林省浑源市，注入鸭绿江。前边讲过，1981年，吉林省的一座小村庄里修建学校，挖出了一支战国时代的铜戈，从铭文来看，制作时间是赵惠文王二十年，正是渑池之会的当年，监造人正是蔺相如，职位是相邦。那么，为什么蔺相如监制的武器会出现在遥远的吉林省呢？其实还不只是这一件铜戈，浑江流域乃至长白山区出土过很多战国遗物，有赵国的青铜剑，秦国的戈和钱币。梁志龙先生推断，这些物件很可能都和秦军进入辽东追击燕王喜和太子丹有关。

燕王喜派特使杀掉太子丹之后，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是“欲以献王，王复进兵攻之”，这是原文，是从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改编来的。这样看来，燕王喜虽然拿到了太子丹的人头，却根本没等到机会献给嬴政，秦军不容分说又追杀过来了。

但是，《史记》作为纪传体史书，同一件事往往被分拆在不同的篇章里，而不同篇章的记载有时候会合不上拍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就有记载说，始皇帝二十一年“得太子丹之首”，也就是收到了太子丹的人头。但秦军伐燕毕竟胜局已定，嬴政就算真的消了气，也不可能就此罢手了。

事实上，嬴政这口气久久未消，后来灭了燕国还不算完，还要继续追捕太子丹当年的门客。也就是说，但凡跟太子丹和荆轲有点关联的人，一个都不放过，这才有了后来高渐离的另一番传奇，这是后话。

如今随着攻占蓟城和斩杀太子丹，秦国的东北战线已经胜券在握了，嬴政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南方，决意伐楚。这一次竟然吃了败仗，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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